严保安全，以“练”筑防 ——珠海进近开展应对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对于这种说法，余英时说： 毫无疑问地，在商代，凤鸟想必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神话动物，可以实行交通天人的任务。

《周易·复卦》载：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此身之情态表现，不免有偏滞，需要一种解蔽对治的工夫。

家亲亲的中介性作用，既保有差异实存的本真性，又本具人之自爱向他者敞开的原初的超越性意义。道家主张复归于自然,意在于斯(8)。其在社会伦理方面，又有君父子民父母官之说，君、上视民，曰如保赤子,臣、下于君，曰以孝事君。知、思的创造，本原于个体心与物冥的自得，而落实为种种现成性的知识系统与抽象同质性的生存样式，因而造成人的生存整体性的裂解与个体心灵丰富性和原创性的遮蔽。人类存在的实现，必在其前行的运动中本然地涵具一种回归自身本原的向度。

而这好古复古的内容，则是强调一种文质的连续与统一。中国哲学是一种基于家的哲学，而非一种关于家的家哲学。今解云‘必体立而用得以行，如何？曰：体自先有。

（《朱子大典》卷六十七，《太极说》） 再者，性情之别以外，所以可能致中和的就是心，也就是性情之妙： 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朱子语类》卷二十） 这样一来，朱熹明白地区分了中与和、未发与已发、性与情的概念，以此概念区分为基调，朱熹结构了他的心性论体系。然而，重视此相对化仍然代表朱熹的理论特色，正是朱熹概念运用的根基。（《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 而且，此良知无停止而不断运行，良知的活泼泼的灵活性是良知之基本特性之一： 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

他对未发之中下界定为良知，在宋明理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确，朱熹的概念区分可谓以不离不杂为基调，但其重点是分别、区分的脉络。

他以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来说明体用一源，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来解释显微无间，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中和是指情感节制而稳当地发出，这构成了希求道德生活的新儒学的思维基础。已发的情是指心之作用，是属于动的概念领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但是，体用与中和在理解上要有区别。因此，体用之间存在逻辑展开上的因果关系，用只能据体而产生，即是先有理而后有象。朱熹的中和说可以整理为先涵养、后察识、静时求未发之中，即重视在未发状态上的涵养。性则一定在这里，到主宰运用却在心。

（《朱子大典》卷五十三《答许景阳》） 这说明朱熹的概念设定是以相对性为中心的，不意味着判然断绝的两物。但朱熹也否定其概念区分的固定性，他的区分是以相对性为基础而设定的，而不是固定而僵硬的概念区分。

2钱明、叶树望主编：《王阳明的世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故朱熹说： 至于形而上下却有分别，须分别得此是体，彼是用，方得说一源。

因此，虽然其本体随时随处发现，但因良知上的遮蔽而不能显现，故不可谓全体大用。据此，朱熹强调体与用之质量上的差异。而且，虽然体用一源，但体用的精粗、先后之差别始终存在：理是体，为精，为先。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万象森然意味着具体显示的形而下的概念。

实际上，在本体层次上的良知是人人原有的，在阳明看来这一点无可否认。（《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 显然地，王阳明所说的未发之中即是良知，已发也在未发之中，未发与已发被区分在了不同的领域。

（《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在阳明这里，良知是作为人固有的先验存在而被禀赋的，这意味着良知是人皆自然具备的固有能力。关于体用的渊源有许多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体用一源可以解释为宋明理学家所拥有的世界观之一。

（《王阳明全集》卷七，《惜阴说》） 然而，阳明又认为，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具有：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这就是说，虽然阳明承认本来具有的良知是人人固有的，但实现的过程中有可能被遮蔽而不能发出其全貌。

的确，朱熹的中和与阳明的中和，如两者的体用观一样，重点不同。显然地，体用观作用为宋明理学家具有的世界观，在各家的理论形成过程都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在朱熹看来，体与用是有所不同的两物。其中，朱熹哲学里最为广泛地运用而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概念范畴当属体用，可谓朱熹哲学概念范畴的主轴。

冲漠无朕意味着抽象而形而上的概念之称。事实上，王阳明的体用是良知的不同侧面而已。

朱熹明显地区分体与用的概念领域，认为其是不相离而不相杂的两物，两者的领域颇为分明。体是微妙而难以知道，用是显然而容易见到，此表示在阳明体用观之中用的地位相当高，也表现出在阳明学当中用的概念是值得讨论的。

执事既不以为然，则当自子思《中庸》始矣。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即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

这样看来，王阳明的中节之和观念认为，未发之中的良知之不同状态。（《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以体、用言之，有体而后有用。今曰理象一物，不必分别，恐陷于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阳明学的特色是发现表面上不同事物的内在连续性，这使得阳明学能够获得丰富多彩的解释。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朱熹的体用观被界定为划分性体用观，而王阳明的体用观界定为连续性体用观。因此，王阳明的体用观含有丰富的研究意义。

（《朱子大典》卷五十八《答黄道夫》） 如上所引，朱熹将理与气、道与器、性与形区分开来。摘    要：朱熹与阳明的体用观的差异导致朱、王思想的根本分歧。

简单地说，在比较而分析朱熹与王阳明的哲学特色时，以体用观可以把握思想的根本分歧，这同样适用于对两者的中和说的解释，两者中和观的差异也可以为得到最清楚的了解。程朱运用的未发、已发的概念是指逻辑上、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反而王阳明的未发、已发的区分归之于心： 喜怒哀乐之未发，则是指其本体而言，性也。